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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历史中的民族特色

摘要:清朝是由女真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,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政权。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以多民族的多元共存作为自己特色的。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,清朝实现了从“清朝”认同到“中国”认同的过渡,至清末形成了“五族共和”的观念。因此,我们应该重视清朝历史上的民族特色,重视各民族在这个历史时期对祖国历史的共同贡献。

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《清朝历史中的民族特色》。这个问题我打算分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:第一个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问题来跟大家交流;第二个是清朝历史当中包含着哪些民族特色,我们怎样来判断这些民族特色的价值。

首先,我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一个问题?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据我查证,我们国家第一次官方阐述这样的一个观点是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的时候,外交部授权发表声明。这个观点由官方发表以后,曾经引起过西方的反弹,学术界也有一些反映,认为我们这个话是含糊不清的。“自古以来”是一个什么概念?古到什么时候,是从元朝开始还是从秦汉开始?

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,是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,中国1840年以后的发展线索,都是对西方文明冲击的一种反弹,是根据这个来展开的历史,这叫“冲击—反应”模式。

到70年代末80年代,以美国为首的汉学界、中国学界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,就是所谓的“中国中心观”,代表人物是柯文,他在《在中国发现历史》中阐述了这一观点。90年代以后,又有“新清史”作为代表,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史这个时期,这当然不限于中国古代史。其实这样一些解释,这样一些理论观点的演进,彼此是有连带关系的。

首先,我想解释一下“征服王朝”理论的和中国历史的实际有多少关联。最早提出“征服王朝”理论的是美国历史学家卡尔·魏特夫,他曾经写过《东方专制主义》,是对欧洲的中国学和美国的中国学有极大影响的一位学者。1949年,他和中国学者冯家昇合著了《中国社会史·辽(907-1125)》。

在这本著作序言里,他提出了著名的“征服王朝论”的理论框架,认为公元10世纪上半叶以后,在汉地建立的北方民族政权与十六国、北魏时期的北族王朝政权明显不同。后一类王朝的建立者民族,在向汉地渗透过程中,逐渐忘记自己的本民族特征甚至民族本身,而前一类王朝一般通过向汉地的短时间征服建立。汉地是一个为统治民族提供服务的被征服地区,这类王朝的统治民族对汉化的态度是有保留的,他们完全的汉化要等到征服状态结束以后。

这个理论出现以后,日本的学者首先呼应。1964年前后,日本著名学者田村实造主编了《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》,系统地把魏特夫的理论落实到了中国史系列研究的实际当中。这个理论曾经一度沉寂,但是它并没有完全退出学术领域。最大最明显的一个反映就是,从90年代以后“征服王朝”理论变换了一种面貌,以所谓的“新清史”这个面貌重新出现了。

所以,这里边我还要简单的讲一下美国的“新清史”学派。新清史(New Qing history)这个概念是1996年一位美国研究清史的学者伊芙琳·罗斯基(中文名罗友枝)提出来的。罗友枝在1996年美国的“亚洲研究年会”主席致辞上做了一个演讲,这个长篇演讲针对1967年著名清史学者何炳棣的关于清朝历史的演讲,做了一个新的阐释。何炳棣这个长篇演讲就是《论清朝的汉化》,在当时很有影响力。

在演讲里何炳棣提出,清朝能够成功的维持268年的统治,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清朝走了汉化的路线。当然,他的演讲很丰富,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基调。罗友枝针对这个就提出,清朝能够维持长久的统治不是因为汉化,而是因为恰恰相反,它保留了自己满族的特色。

满族特色主要表现在满族共同意识的培养,以及一系列制度设计方面。这个演讲发表以后,在美国清史学界激起了轩然大波。罗斯基在评述“汉化”理论的同时,给了何炳棣带了一个帽子,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(因为何炳棣是华裔),说他是基于汉族的立场来判断中国满洲族的地位。何炳棣当然不能接受,所以1998年起来反驳他,就发表了很有名的《再观清代》。

何炳棣提出,清朝能够维持长时期的统治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,不能简单的形成一个二元对立——是汉化还是满洲化,简单的二元对立不利于问题的解决。他说,我不否认清朝保持了很多的北亚特色,就是满洲的民族特色,但是清朝的汉化也是它的一个主流,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。另外,他提出,说我是民族主义者是一个污蔑,为什么呢?他说这个理论恰恰不是我,不是中国人率先提出来的,而是欧洲学家(实际上就说魏特夫)和日本学者提出来的。这个反驳是非常有力的。

怎么来看待这个争论?中国的清史学界从1997年翻译罗斯基这个文章到最近几年,我们也在回应着美国的这场争论,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清史研究。最集中的反映就是,去年《清史研究》杂志先后两期组织了专题的讨论。

同时,去年我们组织了一个高端的“国际清史的研讨会”,题目叫《清朝的国家认同》。当然何炳棣不可能来了,主要是新清史的一些代表人物和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。

在我个人看来,这场争论与其说非要争出来,是汉化还是满洲化的价值判断,不如说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过去的清史研究有哪些不足,未来怎么样把清史研究薄弱的地方重新充实,使它走向更加深入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们来看一看清朝到底存在着哪些民族特色。

大家知道,清王朝是从东北兴起的,由女真的后裔首先创建的一个较小的民族政权,后来在与明朝的搏斗当中慢慢壮大起来,最后取而代之,于1644年建立了统一的大清王朝。

那么,它跟被取代的明朝有什么区别呢?通过对比,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清朝的民族特色。明朝是在推翻征服者(蒙古人建立的大元王朝)基础上建立的。所以明朝在一开始打出的旗号,就是清除蒙元的影响。最典型就是朱元璋的四句口号:驱逐鞑虏,恢复中华,陈纲立纪,救济斯民,这是朱元璋《谕中原檄》里面提出来的。

当然,原本里面也有不同的说法,比方说“恢复中华”最初叫“光复中华”,不管怎么样,不影响基本意思。很显然,他这是采取民族革命式的立场,来组织这场反元运动的。所以在他确立的明朝帝国,政治架构其实是以中国先秦理想的国家模式为他的模式的。明朝帝国的政治结构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是“华夏+四夷”的模式。

所谓华夏,就是以居住在长城以内的中原地区的汉族为中心,各个边疆民族住在汉族的周边。明帝国在边疆以外,而且采取的政治策略是“守在四夷”。“守在四夷”是儒家的传统理论,认为汉族作为文明高的一方,应该是居住在国家中心的位置,少数民族因为文化落后,应该住在国家的边缘区域。

所以在明朝对待国内其他民族的策略,是实行怀柔政策。最初设立卫所,比方说在东北,女真就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卫所,任用少数民族的人士担任卫所的首长。但是这些少数民族人士的首领,一般不被允许来到京城,而是在明朝确立的边防界限之外活动,最多允许进入到边界的城市。所以,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跟明朝的主体民族——汉族进行接触。

当然,明朝也曾在特殊时期对少数民族实行比较柔和的政策,比方说,曾经封蒙古的俺答汗为顺义王,曾把三卫的首长迁到明朝的近边地区居住。但是从总体来看,明朝是排斥边疆民族的。

作为最初明朝辖下的满洲,满洲这个名称出现得很晚,有各种各样的说法,有说是从李满住这个人名来的,但他其实是女真族的后裔。女真族的后裔在15世纪末慢慢强大起来以后,开始内部的统一事业,就是从努尔哈赤开始的。努尔哈赤首先统一了建州的内部,随后又统一了邻近的两大女真部落。一部分是所谓的海西女真的四部;另外一部分是更远的靠近黑龙江地区的野人(东海)女真的一些部落。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的满洲的政权。

满洲政权对外的国名有变化,最早他们称自己为“后金”,后来改为“大金”,1636年以后又改为“大清”。这个政权从1636年以后,已经带有了明显的学习汉文化的色彩,比如在确定国号的时候,“大清”就是针对他要反抗的大明。

我们知道,明和清在字面的含义上都是接近的,清明清明,政治清明,所以他蕴含着对抗、分庭抗礼的意味。需要注意的就是,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以多民族的多元共存作为自己的特色的。大家知道,女真的部落虽然很多,但是人数很少,要跟明朝对抗,那它必须尽快地吸纳周边的各种各样的部落。

属于自己同一个文化的女真的部落,那自然是发展的重点;跟自己邻近的有共同点的部落,比方说蒙古人,也成为它积极吸收的部分。在金国时代,满洲政权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以女真后裔做基干,同时吸收蒙古人,再后来吸收了一部分辽东汉人的民族。所以在入关以前,满洲人建立的政权其实已经是以满、蒙、汉三族为主要民族。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族系,比如说北方的通古斯人的一些民族,像索伦人这样一些部落。

入关以后,它的民族性得到了加强。为什么呢?因为有人统计过,在入关之初,八旗系统的人口不超过20万人。从战斗力上来说,这是一支精兵,但是如果要统治明朝辖下的广大版图,区区20万人是远远不够的。

所以在入关之初,在跟明朝鏖战的时候,清朝对北方民族基本上采取的就是源源不断补充的政策,不断的把北方其他族系的民族,索伦、达斡尔、鄂伦春等民族吸引或者加入到八旗队伍里面,这些人叫做“新满洲”。

为什么呢?因为他们不是女真人,但是他们毕竟跟女真人的文化是相近的,在习俗、语言上,在各个方面属于一个大的系统,叫“北方族系”系统,所以把他们全部纳入到满洲这个阵营当中,来跟明朝争夺天下。这个过程从1644年到1681年,经历了三十几年的时间。这三十几年的时间里,他先跟李自成作战,然后跟南明的势力作战,夺取明朝的版图。

从民族层面来判断,清朝初年的民族关系,可以用康熙皇帝使用过的几个概念来表述一下。

第一个概念是“首崇满洲”,尊崇满洲。满洲作为征服者,是主体部分,是这个政权的主人,所以当然首先要得到重用,在社会、政治地位上要得到优先。

其次,康熙皇帝使用的概念叫“满蒙一家”。这个概念讲的是什么呢?就是满蒙两个民族是要融为一体的,通过什么办法呢?通过满蒙联姻,通过政治上的结盟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。

有关满蒙联姻,国内已经做过非常充分的研究,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南开大学杜家骥教授的《清朝的满蒙联姻研究》,这部著作有六十多万字,非常详尽地归纳和阐述了清朝满蒙两个民族通婚联姻的过程,分析了他们的影响。

那么简单地说,在整个清代,满蒙两个民族是持续不断地大规模地联姻。联姻首先是清朝皇室带头,从努尔哈赤开始,到皇太极,到顺治,这几代皇帝都带头跟蒙古贵族通婚。努尔哈赤有两个妃子是蒙古族的;皇太极封的五宫后妃全部都来自蒙古;顺治有一半的蒙古血统,顺治的母亲孝庄太后是蒙古科尔沁部贵族的女儿,顺治的两个皇后都是科尔沁贵族的女儿。

所以从皇帝这个角度来看,一直到乾隆皇帝还有蒙古人的妃子。当然皇后已经不是了,康熙的皇后就不是蒙古人,雍正也不是,乾隆也不是,但是他们都有蒙古人的妃子。而且清朝的历代皇帝都有蒙古的血统,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。这样的联姻有将近七百次(我说的不光是皇室,还有满洲的贵族大臣,但是以皇室为主),涉及到内蒙古、外蒙古和西蒙古的很多个部落,以内蒙古为主,特别是科尔沁部。

这里有一个图片,第一张是孝庄皇太后,来自科尔沁部;旁边是顺治的孝康章皇后,也是来自科尔沁部的,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女。“满蒙一家”是第二个民族关系上的处理原则。

第三个叫“满汉一体”。这在皇帝的文集和《清实录》里经常能够看到。“满汉一体”体现在官员任用上,清朝主张“满汉双轨制”。从内阁六部到九卿,基本上是两套,一套叫做满洲系统,一套是汉族官员。比如吏部尚书,有吏部满尚书,有汉尚书;满侍郎,汉侍郎,一比一的配比。当然掌印的就体现在“首崇满洲”了,做主的是满洲官员。

这三句话体现了清朝国家的多民族性,也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处理国内主要民族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。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,清朝与明朝相比有一个大的变化。

明朝很明显的是以汉族作为“华夏”,其他的民族作为“四夷”,有的时候也称为“狄”,蛮、夷、戎、狄,总之是比较贬斥的概念。清朝入关建立王朝以后,因为在文化上处于适应和发展的状态,所以难以回避华夷的观念,但是清朝皇帝,特别是清初的几代皇帝,力主扭转传统的华夷不平等、华夷有别的观念。

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努力,就是清初雍正皇帝与曾静的辩论。曾静是明遗民吕留良的学生,是个汉族的传统儒生,他宣传吕留良的观点,认为满洲人入关取代明朝是蛮夷华夏,是中原陆沉,是亡国灭种。

这个言论在当时对于清朝的统治是不利的,特别是雍正皇帝,当时刚刚即位,在这样的一个时刻,雍正皇帝不惜放下皇帝之尊,跟曾静来辩论谁是华谁是夷,华夷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。

这个争论体现在后来编辑成的一本书《大义觉迷录》中。雍正首先承认,说我们是夷,但不是说我们边疆民族是夷,而是居住地点不同的一个区别,居住中原的叫“华”,居住在周围的人叫“夷”。

这不代表我们落后,也不代表我们的血统。他说,舜为东夷之人,中国上古的“三皇五帝”圣明君主不也有出身夷的吗?所以“夷”不是一个贬称。然后讲,满洲对中华有大功,我们统一了这个国家,扩展了这个国家的版图,你怎么还能歧视满洲呢?清朝立国以来,满洲、蒙古、汉人各族平等,我们也没歧视你们。所以在清朝大一统的情况下,再讲华夷有别、华夷不平等,他认为这是非人类,根本就不顾实际情况。

通过这个辩论,清朝就确立了这样一个意识形态,凡是国内的边疆民族,所有清朝管辖下的族群都不再是“夷”,都是中华体系的一部分。那么谁是“夷”呢?国境之外的,比方说俄罗斯人那是“夷”;跟我们对立打仗的准噶尔人是“夷”;另外还有来朝贡的外国人,这才是“夷”。

国内的族群都应该是中华系统的平等的成员,而且雍正皇帝倡导“臣民”的概念。无论哪个民族,都是清朝的臣民,一律平等,不以出身作为区别高下,作为文化判断的标准。通过这场辩论,实际上在清前期实现了华夷观念的转变。国内的少数民族被称作“藩”,极个别情况也有“藩夷”的说法。

所谓“藩”,是居住在国家的边缘部位,享有一定的自主和自治的权利。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,清朝皇帝作出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转变。

为了巩固这样的观念,清朝皇帝对于胆敢挑战这种观念的人,无论你是哪个民族的,都严惩不贷。这里我举两个例子。

一个是康熙年间,古北口是长城五口之一,很重要的关口,古北口的总兵是汉族的蔡元。这个人就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章,说清朝已经建国这么多年了,长城已经坍塌得很厉害了,说要修长城防御外夷的入侵。

这是明朝的一个策略,跟明朝的观念有关系。奏折上来以后,康熙皇帝非常生气,说中国历代都以长城作为保护自己的屏障,但是从来没有能够避免过外来的武力的征服。他说,反过来说,我朝情况正好相反,我朝以蒙古为长城,实行满蒙一家,所以化解了历代来自北方的各种各样的危机。他说,满蒙一家、众志成城比大规模的兴工铸造长城不是更有效吗?

另外,乾隆皇帝的时候,有个满族大臣叫伊龄阿,伊龄阿1749年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个奏折,在奏折里面他使用了夷和汉的概念,而且把“夷”用来指蒙古。乾隆皇帝非常生气,说你以蒙古为“夷”,其名不顺,不合潮流,国家都大一统了,满蒙一家,皇帝本身就有蒙古血统,你还讲这个东西,你不是愚蠢吗?

然后说,蒙古已经臣服百年以上了,你目之为夷,蒙古人能心甘情愿吗?所以把他革职申斥。

有这个观念的还不止一个。大概又过了几年,甘肃巡抚鄂昌,这是个满洲人,在鄂昌的诗里面以蒙古为“胡儿”。“胡儿”是个污蔑的说法,所以这个诗被告到乾隆皇帝这里。乾隆帝大怒,说他自家诋毁。

满蒙一家,蒙古是胡儿,你满洲是什么呢?大家不都一样吗?最后勒令他自尽。这个大臣就因为这样的一个错误观念送了性命。可见,在这一点上乾隆皇帝是讲究民族平等的。所以“文字狱”不光是针对汉族,满族大臣乱写诗影响国家安定局面,一样要处罚。这是清朝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出的重大的改变。

政治体制方面,清朝在进行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立场,叫做“参汉酌金”,这是入关以前确立的。“参汉”就是参照、参考汉族的制度;“酌金”就是适当的考虑后金自己的传统和制度。

所以,清朝的政治体制有的地方一样,有的地方有明显的不同。最大的不同就是清前期有一个重要的决策机构,叫议政王大臣会议(又称“国议”),这是一个国家决策机构,重大的军事外交、政治事件都要提交这个上面讨论。

皇帝虽然是皇帝,但是要等大家讨论,拿出意见以后再裁决,这明显是北方民族的传统。辽朝有贵族议事大会;蒙古有忽里勒台议事大会;满洲人也有这样的传统,所有的高级别的贵族一起来讨论重大的国家问题。

当然,清朝也有学习汉族制度的地方,继承了汉族很多制度。比方说天聪三年,学习汉族设立了文馆,这个文馆就是模仿明朝的内阁来设立的,处理文书和对外文本事务,秘书机构。

清初改成内三院,内国史院、内弘文院、内秘书院,再以后直接改成内阁,这跟明朝就统一了。另外,天聪五年设立了六部,完全仿照明朝会典设置的。但是明朝六部的官员是经过任命考核的官员,是有任期的,而清朝在六部之上又加了个管部的王大臣,六部的最高行政官员不做主,做主的是上面,由满洲的各个王分管。所以,它是一个混合的制度。

另外,清朝有一些自己独创的制度,比方说入关以前有“蒙古衙门”。蒙古作为入关前满洲政权的一个重要力量,要单独管理,所以设有蒙古衙门。后来这个“蒙古衙门”设为理藩院,因为要管的不光是蒙古了,还有其他民族。这些民族都叫做藩部、外藩部落,所以改成“理藩院”。

明朝没有这类似的机构,中国历史上其他的王朝也很难找到类似的机构。反过来说,清朝以后民国时代北洋政府有“蒙藏院”,国民党时候有蒙藏委员会,可是这个制度的开创者是清朝。

这是中央的机构,在地方上管辖各地的事务,清朝也设立了自己独创的制度,这就是所谓的边疆军府制度。比如说东北,东北不设行省,东北设省是很晚的事情,是一九零几年才设省的。

那么,东北这个地区设立三个将军,叫三将军体制,黑龙江、吉林和盛京三个将军。然后内蒙古设立热河都统,内蒙古西部设立绥远城将军来控制乌、伊二盟(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),外蒙古设立库伦办事大臣,青海设立青海办事大臣,新疆设立伊犁将军,南疆还设有很多的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。这些长官都是带兵的,手里有军队的,而且是军政事务都管,有点像军管的性质,所以这叫军府制度。

当然,各个民族地区有自己的行政体制,比方说蒙古的叫蒙旗制度,今天内蒙古蒙旗制度还是一个基本的行政制度;新疆回部设立伯克制度,主要是南疆地区;外蒙古也是蒙旗制度;西藏设立噶厦制度。这几套制度结合起来,形成了清朝对边疆地区有效的管理体制。

清朝还有一些很特殊的制度,比方说,秘密奏折制度。这跟明朝不一样,明朝是提本,所有的事务官员都要写提本、写报告,报告先要到内阁,内阁拆封誊抄以后转呈皇帝。

可是清朝采取的是秘密奏折制度,皇帝的指令通过军机处,直接发到边疆的各个大臣手里,别人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意见。而且各位大臣给皇帝的报告,也直接通过军机处上达皇帝,不经过内阁。所以,保密和效率都大为提高。

另外,还有关于皇太子制度的改革。中国历代王朝,所谓太子是国本,皇帝即位以后先要选立太子,避免他人来争夺。

但实际上是免不了的,清朝康熙皇帝经过两立两废太子,最后觉得预立太子这个制度不行。所以他就采取秘密建储,皇帝生前指定这个人,但是保密,谁也不公开,不说是谁。避免大臣结党,形成自己的势力来控制未来的储君。这个制度也很有效。

还有木兰秋狝和避暑山庄制度。避暑山庄现在是旅游胜地,但是在清朝,那主要是一个皇帝跟北方民族关系沟通的地方。很多重大的事务,比方说平定准噶尔,接见准噶尔贵族,六世班禅来朝廷做访问,都是通过避暑山庄来接待的。所以,避暑山庄不是皇帝游玩的地方,那是他处理北方民族事务的一个特定场所。

满族作为一个北方族群,建立起大清王朝,军事征服是难免的,所以在制度上这也留下了征服的色彩,最典型的就是八旗驻防制度。清朝为了控制广大的版图和民众,选择三条防线来配备兵力。

一条是滨海线的驻防,比较大的驻防点像镇江、福州、广州,这都是将军副都统级别的驻兵。第二条防线是长江沿线的,从南京,到荆州、成都、杭州,这条线上都驻防有大量的兵力。

另外一条是北方的长城沿线,从甘肃的凉州,到宁夏的银川,到绥远城,像热河、张家口,这都是长城沿线的驻防。这个驻防是偕眷驻防,就是士兵带家属的,长期的驻防制度。在清代,特别是清前期,八旗系统的军队是满洲人自己建立起来的,这是国家军队的主力,而汉族军队尽管人数不少,但地位很低。这是驻防制度是的特色。

清朝在法律上实行因地因族制宜的原则。国家最高的基本法是《大清律例》,《大清律例》大部分条文是沿袭明代的。这是一个继承,但是它有自己的特色,这个特色就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的法律制度,我们可以称为民族法,也可以称为区域法。

比方说《理藩院则例》,这是适用所有藩部的基本法典;另外还有针对蒙古的《蒙古律例》;还有针对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的《回疆则例》;还有专为管理藏族制定的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》,实际上也是一部法典。

但是这样的法律,只适合于有藩部地位的区域,像西南的少数民族,因为清朝已经实现改土归流,纳入各行省管辖,那么就一律遵从《大清律例》,不再专门为它制定法律。需要强调的是,尽管有这么多边疆部族的特殊法律,但是清朝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,有一条规定就是命盗案件,特别是死刑,终审权在北京,是理藩院会同三法司核定拘提,理藩院加上法律系统的刑部、大理寺、督察院,一起商量以后拿出意见来,最后皇帝来确定。

首先,我们来看官方的语言文字。清代最基本的三种官方通行语言文字就是满、蒙、汉文,满语、满文,蒙古语、蒙文,还有汉语、汉文。这三种文字、语言享有同等地位,这表现在什么方面呢?皇帝发布诏敕,要用这三种文字并列发布。宫殿的匾额,甚至皇帝陵墓的匾额,是满、蒙、汉三种文字并列,这是《大清会典事例》明确规定的。

另外,清代显示权利的印信,国家重要机关的,比方说六部的大印,是满、汉两种文字并列,理藩院是满、蒙、汉三种文字。管辖各个边疆民族地区的官员所持有的印信,督统、办事大臣、将军,他们的印信根据管辖区域的民族不同而有区别。比方说,伊犁将军的印信是满、汉再加上托忒文、回文,热河将军的是满、蒙、汉,因为他管辖区内是蒙古人。

另外,国家最重要的史书《实录》的修订,要满、蒙、汉三种文字。还有佛经,《大藏经》满文版、蒙文版、汉文版都有,三种文字发布。另外还有“时宪书”(历书),每年的十月初一,皇帝举办朔颁节授时,边疆地区都要派人来领,时宪书也是满、蒙、汉三种文字发布。

反过来说,对境外的像朝鲜、越南,都只能使用汉文。另外,还有国家发布的字典,从康熙年间开始,最初公布的是满汉合璧《清文鉴》,然后是满、蒙、汉《三合便览》,然后是满、蒙、藏、汉《四体清文鉴》,到乾隆时形成满、蒙、汉、藏、回《五体清文鉴》。在这个时代,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发布如此重要的多文字对照字典。50年代,我国重新翻印了《五体清文鉴》。

在礼仪制度方面也体现了满蒙汉各民族地位平等。清朝重大的祭祀活动,蒙古大臣甚至维吾尔族的贵族,都有一定的班位。清朝新设了很多重要的祭祀地点,比如广西的海阳山神,北方的长白山神、松花江河神,蒙古地区的大兴安岭山神,外蒙古的肯特山山神、蛮汉山山神,伊犁的博格达山神,西藏的瓦合山神,这些都是象征着边疆民族地位的。

教育和科举方面也都有少数民族的特色。教育方面,京城和各驻防地专门为八旗设有各种各样的官学。国家太学里边有八旗自己的系统。科举考试里边有满洲翻译科,有蒙古翻译科,三级都有,从秀才到举人,到进士,这是一套完整的,跟汉族的文科和武科是完全平等的地位,待遇也一样。

在宗教政策方面,设立四大活佛,所有重要的地区寺院都被纳入到国家财政补助范围,寺院主要的僧人都由国家来给予俸禄,这是清代特有的。

通过这样的一些努力,清朝经过200多年,实现了由“清朝”的认同,到向“中国”认同的过渡。没有这200多年间清朝对族群融洽的努力,没有这个认同意识的培养,到清末不可能形成“五族共和”的观念。清末皇帝退位诏书里面讲,和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五族为新的中华民国。这个诏书是谁起草的另当别论,但是通过满族的隆裕太后发布出来的,说明统治者是认同这个东西的。

所以,清朝灭亡没有出现过像元朝崩溃、南北对立那样的历史悲剧。在这一点上,清朝在融入中华民族方面,确实有大功于中国,怎么评价都不过分,更不用说清朝留给我们的广大地域版图。大家可以对照一下,明朝的版图有多大?长城以外皆为敌国。所以我觉得,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应该重视清朝历史上的民族特色,重视各民族在这个历史时期,对祖国历史的共同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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